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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中国文论一个原创性概念

时间:2019-05-13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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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孟子提出的“大丈夫”说为中国文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原创性概念。《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对中国士人精神的挺立、中国文论精神境界的提升有重要的基原性意义。

大丈夫:中国文论一个原创性概念

《孟子集注大全》 资料图片

  一、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关于孟子“大丈夫”说的第一个层面的内涵,朱熹集注云:“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上》)又曰:“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仁是人之本心。孟子由“仁民”推恩至万物,主张“仁物”。孟子云:“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正义》引程氏瑶田《通艺录·论学小记》云:“此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之教也。”仁心、仁民、仁政到仁物,从思想情怀来说,体现了孟子对天下苍生的关怀,有广博的宇宙情怀。这对后世大丈夫的处世态度产生深远影响,东汉陈蕃年少就立“清世志”。杜甫就是一个极富仁者情怀的诗人,清代吴乔说:“子美于君亲、兄弟、朋友、黎民,无刻不关其念。”我们认为,孟子“仁”的思想对后世文论的影响更体现在其情怀境界和思维方式上。就情怀境界来说,古代文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这是深广的宇宙情怀。古代文论“文”的内涵极为广泛,有所谓“天文”“地文”“人文”“万物皆文”,如《文心雕龙》开篇即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原道篇》)天地万物皆有文,最富灵性的人处其间,当然也有文。这种由天地万物之文推演及人文的理路,就其思想情怀而言,就是一种深广的宇宙情怀。就其思维方式来说,孟子“仁”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物感说”。如:“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龙·物色篇》)一叶一虫,清风明月,白日春林,四季物候,都能引起作家的生命感动,与圣人恩及万物,情同万物,不也是同一思维路向吗?

  孟子以“礼”作为“大丈夫”的重要品格,他所谓的“礼”是指“以义匡君”,不为“非礼之礼”(《孟子·离娄下》)。儒家认为,礼可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小至父子家庭,大至君臣国家,都可以靠礼来维系。礼义兴则家旺国治,反映到文学伦理上,就要求文学也要发挥文学的应有功用。受此影响,后世文论认为,文学对社会伦理要有调节功能。《毛诗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孟子主张,“大丈夫”要行“大道”,何谓“大道”呢?朱熹注曰:“大道,义也。”在孟子看来,“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涉及义利之辨这个人生根本取向的问题了。孟子认为,“义”是决定言行的唯一取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甚至主张“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

  二、得志与不得志。关于孟子“大丈夫”说第二个层面的内涵,朱熹集注云:“与民由之,推其所得于人也;独行其道,守其所得于己也。”关于仕途穷达及人生出处,孟子在另一段话里表达得更为清楚:“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两段话对后世文人面对仕途穷达时的人生抉择影响可谓深远。

  文人志得意满,自然张口天下,落笔苍生,俨然以指点江山、舍我其谁自许。而当仕途失意之时,则易生百态,所以“达则兼济天下”相对容易,“穷则独善其身”则难。在仕途上,孟子自己就是一个不遇之人,他的人生抉择对后世大多数怀才不遇的文人来说,更具有典范意义。东汉王充就把孔、孟都当作“君臣不遇”之人:“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于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论衡·逢遇》)文人多有怀才不遇之叹,发之文字,往往成为千古绝唱。于是后世文论有“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等文论话语。

  孟子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各种歪理邪说满天下,只有抵制各种“邪说”才能挽救世道人心,所以自己要站出来为道义辩解。这是一个大丈夫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元代陈绎曾撰《文式》说:“孟子之辩,计是非不计利害,而利害未尝不明。”点出孟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孟子思辨求真的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士人特别是古代文论家们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后世文人之所以较多地继承子学传统,与历代文人的人生定位有关。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子历来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有天下大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立德、立功、立言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刘勰说:“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篇》)

  三、三“不能”。孟子“大丈夫”说第三个层面的内涵,我们暂且称之为“三不能”精神。朱熹集注云:“淫,荡其心也。移,变其节也。屈,挫其志也。”孟子的“三不能”说对后世文人保持赤诚之心、坚守高贵节操和高远志向有深远影响。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孟子还主张做人做事要“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赤诚之心”即真心,要求内外统一、表里如一,这跟后世文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如李贽就提出“童心说”。这一主张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王充、刘勰等人均受其影响。王充《论衡》提出“实诚说”:“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王充认为,圣贤所作皆实诚之作,不空为妄作。刘勰《文心雕龙》多处讨论作家作品的内在联系,力主人品与文品统一。《宗经》篇提出“文以行立,行以文传”,说明文章和作家品行修养的密切关系。《情采》篇提出“文质附于性情”“辩丽本于情性”,也就是说,外在的文辞要以内在的情性为根本依托,如果外在的“言辞”与内在的“志”不一致,这样的文章是不足取的。古代文论提出“诗出于人”“诗为心声”“文如其人”等说法就是这一观点的延续。

  孟子对气节、节操的崇尚,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品格和思想境界。后世文坛士子更不乏“不移节”“不屈志”的传统。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到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扬子江》),从东林党人到戊戌六君子,俨然形成一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仁心”为根本,以“大道”为正路,仕途穷达不离道,富贵贫贱甚至生死都不改操守,极大地挺立了中国士人的精神品格,提升了中国文化包括文论的精神境界。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13日 13版)


作者:责任编辑:孙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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