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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将至

时间:2018-07-12  来源: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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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名“The Violet Hour”出自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意为“暮色苍茫的时刻”,用以形容人弥留之际,如同紫色暮霭,恢弘瑰丽。在书中,洛芙记录下六位伟大作家生命最后的场景:苏珊?桑塔格曾奇迹般地两度击败癌症,但这一次,生命不再眷顾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生研究死亡、拥抱死亡,却至死与烟瘾玩着危险的游戏;厄普代克通过体验和书写性爱来对抗死亡,他唯一求而不得的便是描摹出死亡时刻的真实形态;狄兰·托马斯活得热烈,向死而生,他的生命在女人、酒精,以及他迷恋的名利之中消逝了……人生的最后时刻,一切身外事变得十分渺小,只留下爱与自我。如果能体验一次死亡,或许我们的人生将全然不同。


  本书荣获《纽约时报》年度图书,作者凯蒂·洛芙,纽约大学文学教授,被誉为与乔治·奥威尔比肩的“散文写作的典范”;译文出自知名文学译者刁俊春之笔,忠实典雅,金句频出;封面设计由“最美图书”奖获得者崔晓晋操刀,印刷选用触感膜和烫银工艺,精致独特。


  书中收录六张作家书房私照,能一窥伟大心灵背后的生活日常,具有收藏价值。


  苏珊·桑塔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狄兰·托马斯、莫里斯·桑达克,死前陪在他们身边的是谁?约翰·厄普代克在书中歌颂性爱和出轨,是否取材于现实生活?


  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吗?伟大思想家在面对死亡时,是否有普通人没有的智慧?  


  【内容简介】


  十二岁那年,凯蒂·洛芙有了第一次濒死体验。长大后,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也遭遇了父亲毫无先兆的自然死亡。她没能见他最后一面。自那之后,死亡开始强烈地吸引着她,她决定通过研究死亡,来探寻人生最后时刻的真相。她称之为:查看死亡。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几个名字跃入她的脑海:苏珊?桑塔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约翰?厄普代克、狄兰?托马斯、莫里斯?桑达克。这些伟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似乎都处理好了死亡的问题,拥有某种死亡智慧。洛芙认为,假如用语言捕捉死亡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他们是最有可能做到的人。通过大量与艺术家生前亲人和好友交谈,爬梳卷帙浩繁的文字资料,她在纸页上重现了作家们的最后时刻。《暮色将至》便是这样一部从死亡写起的逆向传记。每个人的人生,从死亡开始,缓缓地展开了。


  【作者简介】


  凯蒂·洛芙(Katie Roiphe),美国作家、记者。普林斯顿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任教于纽约大学。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巴黎评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各大媒体。她的写作被用来与乔治·奥威尔相比,“精当、优雅,力道惊人,是散文写作的典范”。1994年处女作《次日早晨:性、恐惧与女性主义》(The Morning After: Sex, Fear, and Feminism)因其中关于校园强奸的观点而引起巨大关注。她的母亲是著名女性主义者,安·洛芙。    


  【媒体推荐】


  一部绝妙的启示录……这是凯蒂·洛芙至今最好的作品。她让人们看到,对于死亡,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结果,不是最后那些事,不是名利与后代;相反,是这过程中如何与死亡相处,家庭和友情如何维持。一句话,就是在死亡之中如何活着。


  ——《巴黎评论》


  精彩至极!我躺在床上读,站在厨房读,走在路上读。谁会愿意跌跌撞撞走入那个静寂而神圣的领域呢?答案是,我们都想进入。这本书以优雅的姿态把我们带入那片神圣之地。


  ——《纽约时报》


  

  【精彩试读】


  苏珊·桑塔格


  假如这个地球上有谁能决定不死的话,那么非苏珊·桑塔格莫属。她的意志是那么强烈,那么坚定,那么不愿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运,或者我们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结果。她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别人会认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经历,她并不把这种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她是——并且一直都是——超越芸芸众生的人。然而,就在圣诞前夕,她躺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床上,做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那些围在她身旁的人看起来,十分像是大限将至。


  不可避免地,这次最近的疾病让人们想起桑塔格在1975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诊断。当时她四十出头,被诊断出乳腺癌四期。在她最初咨询的那些医生中,没有一个认为她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疗法,活了下来。从那以后,对平凡疾病和平凡结局的超越,成为了她身体的部分,生命的丝缕——她就是一个寻求治疗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是一个最高等级的逻辑拼图。“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她在八十多岁时写道。与死神的冲突构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态的一部分。在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里,她写过有关“死亡的性吸引力”,这就是她所呈现的一种性吸引力,那种不断靠近它、吸进它的气味,然后转身而去的危险与兴奋。


  她的乳腺癌是极端凶险的,所以康复以后,她的心中更加坚定了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换个角度看,是她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坚定了她对待癌症的态度。莎伦说道:“因为她是如此生猛,因为她对权威是抗拒的,所以她的本能就是去对抗它。她立即判定医生们是错误的。在当时,第二意见的想法还不普遍……但是她非常勇猛,直接走了出去并且获得了一个(第二意见),然后活了下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她的身份和思想的确证。她没有循规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是活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强化了她之所以是她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作为的那种思想家。那意味着,当她下一次、下下一次再生病的时候,她认为她可以同样化险为夷。”确实,1998年她被诊断出子宫癌的时候,她竭力追寻各种辛苦的、侵略性的疗法,化疗、手术,然后她死里逃生。


  在她的笔记中,你可以不断看到她自我神话的行为和努力,她坚持不懈地摄取各种生命的原材料,并把它们整合为一种观念:自己是非比寻常的。当然,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桑塔格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比别人多了百万倍的投入,强度也更大,因而也更加成功。她的神话无所不包,充满诱惑。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她有一种“明星气质”,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寻求关注的欲望,以及对神话的自觉运用。她在日志中斥责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微笑。”“软弱是一种传染病。强者理所当然避开弱者。”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她想成为那种人的意志,她不断地自我修炼,缝缝补补,仿佛这种意志是一篇文章。她二十四岁时写道:“在这本日志里,我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我,这一点在我表达任何其他人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但是不仅仅如此:我创造了我自己。”


  从少女时期开始,桑塔格的个人神话就通过她对普通事物的鄙视和疏远而得以预告。她曾经嘲笑她的好朋友斯蒂芬?科赫拥有存款账户和医疗保险,因为那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才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会拥有存款账户或者医疗保险。


  在她乳腺癌康复后的早期访谈中,她看上去似乎沉醉于与死神的近距离接触。她在1978年《纽约时报》那场几乎令人眩晕的访谈中,是这样说的:“它给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种凶猛的强度,而那一点一直叫人心旷神怡……知道自己要死了,真是奇妙;它真正地让你认清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并按序为之。那样的感觉现在已经有几分消褪了;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感觉不到彼时的那种迫切性了。某种意义上,我感到遗憾;我宁愿保留住一丝那样的危机感……我认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联系,是件好事。许多人穷其一生让自己防备生命是一场闹剧的想法。我认为,最好不要试图阻碍这些冲突……当你积极而自觉地面对它们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能量。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种尽最大可能去关注的方式。”

 在她接受乳腺癌治疗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停止工作和思考,也没有停止努力地去工作和思考。在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记下笔记,为了那本优雅的、有影响力的论著《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在这本书中,她反对那些围绕在疾病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幻想。她指出,病人要做好准备迎接治疗的艰苦工作,真正需要的是头脑清晰,理性思维,以及医学信息,而不是诗歌和充满情感的信念。在病房里,她在日志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变得害怕我自己的想象了。”而她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调查和拒绝的正是这种恐惧。她写道,我们赋予疾病的那种想象,那层浪漫,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充满破坏性。


  如果说桑塔格在与癌症的第一次战斗中表现出了凶猛的意志,那么她当时的伴侣妮科尔?斯黛芬也不遑多让。妮科尔一路寻访到吕西安?伊斯雷尔医生,他身在巴黎,是桑塔格试验性疗法的创始人。他在给桑塔格的信中说道:“我不认为你的情况毫无希望。”就是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些许乐观给了桑塔格足够的鼓舞。在她做完乳腺癌手术——豪斯泰德医生著名的根除性乳房全切术——之后,有人给苏珊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送来了鲜花。妮科尔把这些花扔下阳台,狂怒不已。鲜花是送给死人的。


  后来,在桑塔格的私人神话里,这种凶猛是作为她智力和意志的副产品而得以处理的:她拒绝接受医生的诊断,也不承认自己终有一死;她有能力摆脱疾病的各种隐喻并且有所作为。但是现在,2004年,面对着最新的恐怖诊断,要她维持自己非比寻常的信念,已经勉为其难了。她需要强打精神才能支撑起这个信念。她对包括戴维在内的好几个人都说,“这一次,我感到自己与常人无异”,或者“这一次,我感到不会幸运了”。她不断工作,想要抗拒那份恐慌,想要重回幸运之路,想要再次非比寻常。


  与此同时,她不想一个人独处。她不想关灯。她需要不断地有人前来,前来照料她。这些人安慰她:现在的她就是以前的她。人们感到,只有在黑暗中,孤身一人时,她才是生命将尽。


  怎样才能不承认自己即将死亡,假如你身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假如你的身体极尽所能地以生动而令人信服的证据展示着这个事实?毋庸置疑,药物、疼痛、焦虑,还有由于连续四个月躺在病床上而产生的绝对精神压力,都会让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受到蒙蔽,但是,也许事实远非如此。戴维指出,她母亲坚信自己非比常人,以及对自己意志的执着,也许已经使她的理解出现混乱,以至于在她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她不相信自己也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天。即使理智让你明白,自己终有一死,你依然允许自己认为:不是这一次。你可以逃避死亡的绝对性,凭借着这样的理念:也许还有两年或者十年,又或是三十年的时光,总之自己不会死于当前的这场病。毕竟,一个四十五岁的人完全有可能感觉自己是二十五岁,完全有可能同自己的实足年龄没有内在的联系,没有从本质上把握住它;诚然,有可能自己要死了,但是感觉自己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


  桑塔格也是一个对真理进行创造性叛逆的人。也就是说,她不诚实。她的许多谎言非常典型。她在戒烟问题上撒了谎,她在情人问题上撒了谎,她对一些朋友撒另外一些朋友的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她撒谎是为了保护她为自己建造的神话王国。如果让她在明白无误的事实和她的神话之间做出选择,她一定会选择后者。这就导致了她撒一些奇怪的、不合逻辑的谎。例如,她会在她河滨大道公寓的价格上撒谎,因为她想要人们觉得她是一名知识分子,流浪进一间漂亮的公寓,并没有像更加布尔乔亚、更加普通的人们那样在房产上花大笔的钱。这种谎言很有趣,因为它们服务于她一直在意的那个自己创造出的自我形象;换言之,她会扭曲外部世界,以适应她内心为自己人生所设定的强大画面。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此处,人们想象她最大的谎言,就是她正在恢复,同时她迄今为止所设计的最大神话,就是她总能活下去,总能华丽地战胜死亡,并全身而退。当一个人撒谎是为了保护并且强化他的神话,他是不是也在自我欺骗?


  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日不如一日,戴维内心在挣扎,充满矛盾:一方面是母亲对于疾病的智性态度,这种态度奉逻辑和理性为圭臬,以科学和明晰为准绳;另一方面,则是病房里阴郁的事实。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列出的那些理念,具有无法抗拒的纯洁和魅力,然而时过境迁,此刻的桑塔格如果有双慧眼,能洞察信息,那么她也许早就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在这次与癌症的最终对抗中,她需要的不是隐喻,而是安慰,她需要幻想,她需要难得糊涂。最后,桑塔格无法在没有隐喻的情况下,同疾病共存;她需要战斗的理念,即使在战斗失败之后。看到她笔记本中有些只言片语被涂掉了,会让人觉得有些意思。在第一次生病期间,她写下:“我感觉就像是越南战争。我的疾病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她把这句涂掉了,因为她决定不用这种方式思考疾病,因为她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智性态度 —— 不把疾病浪漫化。然而,就在这些钢笔字迹之下,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那种运用战争和战役作为隐喻的思维方式,这是她的自然倾向:无法抗拒地想要成为一名战士的本能。


作者:责任编辑:孙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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