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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新剧:且壮且歌,更进一碗《高粱酒》

时间:2018-04-26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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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新剧:且壮且歌,更进一碗《高粱酒》

         2018年《人民文学》第5期,将刊发莫言新剧《高粱酒》,此剧改编自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诚如莫言《〈高粱酒〉改编后记》所言,他之所以要亲自改编,一是要避免原著里“麻风病”搬上舞台产生不必要的不适感,同时想赋予小说里影子式的人物单扁郎以鲜活的生命;二是要解决原著里土匪式的主角余占鳌“杀人”的合理性,并增添新角色凤仙与刘罗汉搭配,使刘罗汉成为新剧的主角式人物。


        我们衡量剧本好坏的标准,除了其必要的文学性,更在于其是否具备成为舞台经典的可行性,剧本是否能常演不衰、使观众喜闻乐见,显然,剧情是否具有可表演性,语言是否符合舞台表演规律,是两项核心的判断要素。


        文学传统为新剧附灵:病·离合


        莫言新剧《高粱酒》,把单扁郎的麻风病替换为肺痨病,既切实考虑了舞台演员的观赏性和观众的审美需求,又通过肺痨病获得了叙事语境中某种特殊的修辞含义。


        肺痨病伴随着咳、喘、吐血等病症,这些极具代表性的病症为戏剧性的言行举止提供了便利,表演起来也很容易让观众进入,单扁郎咳嗽着索要人参蛤蚧汤、刘罗汉唱词里对“东家只有半条命,不知如何上喜床”的担忧等情节,都在病的因素里自然地铺开。肺痨病也与其医学含义构成相互关联又相互疏离的复调,单扁郎虚弱至极,但他到底是个活人,他可以娶亲,也能妄想“老夫要发少年狂”,因此,病入膏肓的单扁郎迎娶年轻貌美的九儿构成了剧情的基本出发点。剧中,余占鳌向单扁郎和盘托出自己与九儿的夫妻之实,单扁郎吐血而死,刘罗汉所谓“杀了人要偿命,气死人不偿命啊”,“好像无法定罪”,解决了原著里余占鳌的杀人问题。气死人合不合理?当然合理。肺痨病的诸种症状及忧虑、恐惧、暴怒之类的情志因素都能导致死亡的发生,只是单扁郎最后不是病死,而是因病气息奄奄遂被情绪激死,他与余占鳌、九儿,包括刘罗汉、凤仙的对话逻辑缜密,“吐血”、“气死”的情节设置又让人联想到高鹗在《红楼梦》后四十回续本里写黛玉听闻宝玉成婚的欢庆之声,心痛与病重交加,直至气绝身亡,单扁郎的形象也如此一般地骤然鲜活起来。


        新剧《高粱酒》的剧情也由单扁郎之死转向复杂和高潮,前半部分叙述余占鳌抬轿迎娶九儿路遇日军曹图谋不轨,不得不杀敌救下九儿送至单家院,又喝下凤仙下的蒙汗药错失大闹洞房时机,最后在九儿回娘家路上与其成就好事,单扁郎得知后被气死的故事。如果说前半部分的剧情里余占鳌和九儿还算作为主角出现,莫言在接下来的叙述里,无疑想让观众更多地瞩目围绕在二人身边的刘罗汉:刘罗汉起先是个唯唯诺诺的人,既然余占鳌都要被迫与九儿分离,那么他更不敢做他想,可是等到余占鳌从土匪山寨回来再与九儿出双入对,刘罗汉的自我开始又一次觉醒,他想以逃离单家院来反抗这种生存状态,他不忍再看着自己喜欢的九儿与余占鳌相好,逃离之时恰逢日军前来搜人,刘罗汉毅然决定牺牲自己,让余占鳌带着众人逃走。接下来,无论是日军逼供并且要活剥人皮的剧情,还是余占鳌、九儿乃至凤仙报仇的设置,无论是在小说、电影、电视剧还是这部新剧里都有不同形式的精彩表达,而新剧《高粱酒》不同的是,将刘罗汉的形象抽离出来,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人物涅槃的线索,刘罗汉的性情从暗恋九儿的老实懦弱,脱胎换骨成了为保护他人可以牺牲性命的大无畏,而刺激刘罗汉涅槃的,正是九儿与余占鳌之间的离与合。


        离别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也历时地形成了一些感情模式与写作方式,而戏剧化的离别场景有其自身特点,在剧本情节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铺垫作用,不同于文言及才子佳人小说中诗性的离别,《高粱酒》剧中九儿与余占鳌在感情表达上并非文人化和高雅化,莫言笔下的格调并不纤弱,笔力也非绵软,因而场景中的动作性较为清晰,剧本虽不乏动作性词语,实际上却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有很强的辅助效果。戏剧化的离别以一个戏剧性的细节为核心展开情节,节奏紧凑,富于悬念,人物形象和情感思绪在对此细节的层层推进中得以生动展现。


        《高粱酒》全剧共11场,前面7场以九儿与余占鳌关系的离合为核心线索,抬轿路上发生的种种,单家院里余占鳌醉倒、九儿拒绝单扁郎,高粱地里两人的重逢与欢好,单扁郎之死与花脖子绑走余占鳌等情节都是围绕这对爱侣即将被迫分离又努力抗争而展开,唱词里“我与那余占鳌从小要好,他竟然领头来抬花轿”。“听九儿在轿中饮恨悲鸣,余占鳌我心中愤愤不平。我与她心心相印两情相悦,也曾经指天为誓指地为盟。”“你既然有胆杀鬼救我命,难道你无胆救我出囚牢?”等,都如同元杂剧里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戏剧化离别场景。


        “入洞房”作为场景核心,同时也凝聚成了一个情感的核心:这既是九儿盼着余占鳌来救,同时也包含她“与这老头儿动剪刀”的决绝,人物对自我的坚持和信仰,配以剧本节奏的明快,场景设置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相呼应,极富戏剧性。单扁郎死后,九儿表面上责怪余占鳌“心狠手辣无法无天”,实际上也出于保护让花脖子将余占鳌绑入匪巢,虽是分别,却是回归。只是作为二人关系的局外人,刘罗汉与凤仙在第七场才看到两人的相好,各自又产生了微妙且强烈的心理变化,剧情在第七场也逐渐以刘罗汉和凤仙作为主要人物。


        单从剧本看,里面精确地刻画了某种差异性的情感表达方式。九儿将“情”的因素摆在突出的位置,她不想被玷污,但她更期待余占鳌鲜明的态度;余占鳌则更加强调“理”的意义,即,他首要关心的还是贞节问题,“不许那个痨病鬼子碰你!”“单扁郎没沾你吧?”差异性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选择也塑造着舞台剧的趣味性和艺术性。余占鳌与九儿的关系其实也是全剧观念系统的枢纽,不同人物出于不同的立场和社会身份秉持不同的态度,两人关于情感的场景因而成为各种思想观念交锋的舞台,揭示出各个人物伦理选择背后的复杂动机,预示着未来情节发展的走向。


作者:责任编辑:孙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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