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西文化的思维差异性 文 / 守候今生
在当今社会里，中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中西方文化思想也进入了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全新时代，中西方文化思想都为对方所认识，所借鉴、所吸收，特别是中国更是认识到西方文化思想可以是攻破中国文化思想不足之处的他山之石。
众所周知，中西文化受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具有诸多差异性。
所以有时总觉得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切入点很多，涉及面很宽泛，似乎很难抓住一个核心要点。其实不然，仅以笔者个人观点而言，中西文化的最显著差异便是思维模式层面的差异性。
就某一程度而言，中西思维的差异性受各自经济制度的影响显得尤为深刻而恒久。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春秋战国后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地主和自耕农，个体劳作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使人们缺乏对外界的联系，视野狭窄，思维闭塞。在这种农业社会中，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不象西方那样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是把自然人化，或者把人自然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内向自求，重心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外推为国家统治秩序，是“人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不喜欢坚持个人的权利。这种“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而于西方而言，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引起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注重加工程序、技巧、分析、比较而言的工匠传统大大发展。到了近代，西方试验科学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便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受到大工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组织性、科学性、民主性的陶冶，“公平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竞争精神”是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典型特点。这种“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此外它也一定程度上受着其他要素的制约，例如哲学文化观念，地理环境要素等等，针对后者陈独秀曾有所表述：“五方水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中国是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人们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受“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影响，不认为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不以自然为客体。同时，广袤的陆地形成了中国人博大的胸怀，表现为惊人的忍让与超然。“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不屑于打仗，那就是中国。”（罗素）然而，居住在大陆封闭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居住在沿海地带开放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偏向于重视空间，同时也注重现在和未来。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濒临河海的民族“精神勇猛”，有“活气”，敢“进取”。外向型思维导致了他们求新、求变、好动的性格。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中西文化在思维模式层面的差异性便越来越大：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圆形，以直觉体验为工具，强调整体性；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线形，以逻辑实证为手段，强调部分分析。也正如傅雷先生所阐述的：“……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ies 彼此殊难融合交流。”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因而借助于直觉体会，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传统的中医理论，如春秋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发明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就属于典型感性直观和经验判断的例子。直觉经验性思维着重用“模式”和“类比”的推理，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机制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思辨发展。大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个感性的现象世界，不可分析，只可感觉。可见中国哲学讲求实用，“中了悟而不重实证”，用直觉顿悟的内心体验的思维方式去悟出自然法则，而不用概念和语言去描述也不用逻辑推理去论证。而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自然界的各种观察和实验中渗透着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的成分，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思辨的力量对世界进行了解说。近代西方哲学家们从对主体世界确定性质的探索，到主体思维确定性质的考察，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依赖理性的力量，以实证或思辨为武器力求回答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到了19世纪，康德以批评理性的精神，全面探索科学以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和存在的条件；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用辩证法思想重新确立了理论对现象世界本质的可知性，重新架起了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之间彼此过渡、转化的桥梁，逻辑实证性思维是对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刻原因的精心探索与深入挖掘。
鸟瞰在人类文明进程，在原始生产力较为低下，人类社会发展更多依赖人们整体协作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好的适应了这点，所以才有了骄人的文明史，而到了生产力有一定程度发展时，西方的个体本位逻辑科学思维更好地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所以西方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领先东方的骄人成就。
但进入了21世纪，为了更好的适应现代化发展趋势，单纯的凭借东方或者西方思维方式已经不能达到先前的效果了。实践和历史都证明将来的现代化发展趋势迫切需要的是中西文化思维方式的整合协调，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开创有竞争但却和谐发展的局面，进而持续而显著地促进现代化在东西两个半球的发展。
（平凉博客原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