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瓶浊酒，四年星斗
(散 文) 刘廷璧
杨宪益老先生是一个极可爱的老头。
老人住在什刹海银锭桥十米开外的一座独院里。老式木门一关，就隔开了万丈红尘、市井喧嚣。果然是大隐隐于市。
在我订阅的《中华读书报》上，我看到了92岁高龄的杨先生的照片，他斜依在沙发里，满头银发，脸上的老人斑清晰可见。但看起来尚还精神，目光专注，醇厚而温婉，像一壶陈年老酒。他的神情很柔软，令人不忍惊扰他，只能远远地、静静地望着他，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不想说。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此时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柏苓。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
我也见过他们年轻时的一幅照片，他们都着一身时髦的白色风衣，很光艳，大约是秋深吧，年轻的杨宪益把头缩在领子里，一副憨态，由于站得稍后一点，显得个子较小；而站在左前方的戴乃迭，一头卷发，高大，秀美，典型的英国美女。
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丈夫的祖国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学会了中文，还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写得文字简秀。戴乃迭在努力融入中国。
戴乃迭的确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她与杨宪益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当然，也一同走进生活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经历。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宪益本人留学多年，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有着密切联系，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杨宪益与戴乃迭招致了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四年。一对夫妻，就这样在同一片天空下苦熬着。他们心里牵挂着孩子们，而孩子们的生活也因为他们而备受磨难。儿子杨烨，因经受不起周围的重压，而导致神经分裂。等杨宪益夫妇出狱时，更残酷的生活现实等待着他们。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的时候，惟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最后竟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
他的儿子，妻子都先后离他而去，杨宪益也老了，他每日枯坐在客厅里，抽烟，看电视，偶尔写出的打油诗，依然是火气旺旺的，有金石之声。读他的打油诗，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当年跳到桌子上，宣传抗日的年轻人。
杨先生的译著当然我读不懂，但近来我老是读到关于先生的采访文章，特别是李辉先生采访的，李年轻时写过《巴金传》，我有此书，李多年来致力于人物传记或人物专访的文章的写作。杨先生谈起他的“文革”中的牢狱之灾，那口气，那神态，就仿佛在讲与自身无关的传奇故事，或者青年时代的某次冒险。在他看来，监狱便是一个小社会。对他这种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与那些小偷小摸、抢劫犯等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磨炼。
自得其乐是支撑杨宪益的惟一方式。更多的时候，他是坐在一旁听那些年轻的狱友讲各自的故事。熄灯之后入睡前的那段时间，是他感到最难熬的。这时，他便默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或者他所熟悉的其他英国文学的片断。他遇到过一位好学的年轻人请教英语，便偷偷教他唱英国歌曲。歌的内容总是与喝酒有关。
有时他还给大家背唐诗。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次数多了，有的人也跟着念，学着背。这也差一点儿惹起麻烦。一个犯人向狱方揭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是恨共产党。这样的举报最终不了了之。相反由于杨宪益在狱友中间人缘极好，大家知道了他被举报的事情后，那位举报者立即受到唾弃和嘲弄，甚至有人要揍他。
1976年刚粉碎“四人帮”时，杨宪益写了一首《狂言》：“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从那时起，他和戴乃迭就以一种“不怕重回狱”的姿态生存着。
打油诗从此真正成了他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不受限制的自由王国。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骂就骂。朋友之间，吟诗唱和；俯仰之间，惟我独尊。“久无金屋藏娇志，幸有银翘解毒丸”，这是他的名句，在友人间盛传至今。1990年3月，他写了一首《无题》：“母老妻衰畏远行，劫灰飞尽古今平。莫言天意怜幽草，幸喜人间重晚晴。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
几年前，戴乃迭去世，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如今挂在客厅里，与他朝夕相对：“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点，甚至饮酒抽烟的乐趣也一样。邀请朋友一起畅饮美酒，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影集中。出现最多的便是与朋友畅饮的镜头。朋友们常常会觉得，当袅袅轻烟中他们显出微醺时尤为可爱。在酒中谈笑，在酒中潇洒，似乎愿意在酒中忘掉一切：名利、恩怨、痛苦……
1999年底，戴乃迭因病去世。从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几年间，杨宪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对他来说，没有戴乃迭在身边，酒和烟也都失去了过去的滋味和意义。这几年里，他哪里也不愿意去，更别说离开北京半步。他不会忘记，当年戴乃迭执意要嫁给他时所下的决心和做出的努力；更不会忘记，在漫长岁月里他们如何一同搀扶着走过。他难以接受生活中居然没有戴乃迭的现实？他有许多懊悔。他说他后悔对戴乃迭照顾得太少，他后悔自己带给戴乃迭那么多的苦难。他真不知道该怎样向戴乃迭表达自己这样的感受。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在题为《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的畏友，我的可敬可爱的嫂嫂，你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安息了。你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谢谢’，甚至‘文革’中关在监狱，每餐接过窝头菜汤，你也从不忘说‘谢谢’。现在，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 所有悼念戴乃迭的文章中，这是最具震撼力的一句话!
可以说，先生一生的爱酒是极其闻名的，以致被誉为当代的“酒仙”。他家曾挂有一联：“毕竟百年都是梦，何妨一醉成酒仙。”因而得名。他既爱喝酒，又爱写古诗，淡泊名利，怡然自乐，经历坎坷却始终笑对人生，戴顶“酒仙”的帽子正合适。有句诗中他写到：“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独钟酒与烟。”有几次他曾诉说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们是1968年4 月，被怀疑是英国特务而进了监狱的。那晚他和夫人戴乃迭一起喝闷酒，喝的是泸州大曲。酒喝到一半，夫人困了，回房休息了。十一点多一些，他仍在喝着他的闷酒。这时就有人来敲门，他说他穿了一双“大而无当”的拖鞋，就随着来人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四年。夫人是之后被抓的。
头天晚上，他和25个人挤在土炕上，凡正他醉醺醺地睡着了。第二天有人问，你喝了什么酒，这么香，我在这里三四年都没闻到这么香的酒味了。
他走时，喝剩的那半瓶酒还在院子里。
四年终于熬过去了。当他回到家时——封了四年的家，一切仿佛照旧，灰尘大约有半尺。仔细一看，家早就了耗子的家，看到他回来了，耗子们显然是不高兴的。那棵仙人掌还在，可是一碰，全成了灰，早干透了。特别是，那半瓶酒还在，由于盖子没有盖好，顏色变黄了。也风干得剩下的不多了，成了真正的浊酒了。
真是半瓶浊酒，四载星斗。
先生一生嗜烟酒、嗜收藏、嗜诗文，还嗜情——谁能不嗜情呢？这些都是他终生不渝之“嗜”。但近百年的沧桑，终于淡尽了贵贱情仇。他几乎散尽了他所有的译作和藏品，只留下亡妻的一幅肖像朝夕相处。有人采访，他说：“我的爱人”时，声音像是在抚摸她。有人问他，他一生中的译作、打油诗和烟酒哪个最重要，他便飞快地回答：都不重要。而今，他生命中唯一重要在天堂，先生的心和精神也随着飞升，不堕红尘，这才是先生真正人传奇和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