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军团后裔”之谜与“亚文化历史悬疑”

                       ——郭万仕

永昌街雕塑   

 在著名的“河西走廊”，有一块不大的绿洲——永昌，近些年被“古罗马军团后裔”之谜，闹的沸沸扬扬，顷刻间，“永昌·折来寨”这个小地方便走出中国，亨誉国际了。

     其实在90年代初，喜欢历史的我就接触到了有关材料，并对此发生了浓厚兴趣。1998年我曾在古凉州的武威滞留几年，因须经常到镍都金昌出差，有机会多次途经永昌县，一次还特意驻车浏览了市容。
   戈壁深处的县城，规模很小，一个十字形街道，街中心有座仿西安城的钟鼓楼。和312国道衔接处的街口，有组高大的城雕，不容分说的肯定着：这就是神秘消失了的“古罗马军团”最后的归宿之地。
    塑像为三人群雕，中间的男子是高冠长袍的汉人官吏，喻为骊靬的管理者。左右一男一女，均高鼻隆额，金发碧眼，一幅欧洲人面孔，男子身着古罗马士兵的头盔铠甲，但没有武器，女子手抱一束麦穗，脚下一只羔羊，喻其弃戎归农（牧）之意。石基上刻着“骊靬怀古”四个大字，雕像后的石碑上，刻着古罗马军团来到骊靬县的原委。
    雕像显然是当地人搞的，水平很业余，像这样悲壮的史诗，应该有座罗丹“加莱义民”式的大手笔才匹配。
    我向市民打听了一下，距离神秘而有热络的折来寨，还有很远一段路程。

    故事的回放，大体是这样的：
    公元前53年(西汉甘露元年)，古罗马帝国三大执政官之一的克拉苏，为了扩大罗马版图，率领7万多人的军团向东远征安息(今伊朗)，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围歼，兵败，克拉苏本人也被砍了头。 仅第一军团大约6000人突围。之后，这支成功突围的罗马军团就从史学家们的视线中神秘消失，成为罗马史上的一个谜团，也成为欧洲史学者一个长期的困惑。

　　近代有学者指出 ，这支突围的古罗马军团几经艰辛辗转，最终来到中国，西汉政府在今天的甘肃永昌县附近，设置骊靬县以安置他们。
    其依据是 《汉书·陈汤传》，其传记载：公元前36年,陈汤在讨伐郅支匈奴的战争中发现了一支奇特的军队，以步兵百余人组成“夹门鱼鳞阵”、“盾牌方阵”，使用土城外加固“重木”的防御方式，这些战法是罗马军队的独用战术，俗称“乌龟阵”。
　　公元前33年，陈汤战胜郅支，并收降了其中部分人带回中国，汉元帝下诏“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安置在番和县（今永昌县）南的照面山下，四年后，骊靬城堡出现在西汉版图上（两县相距仅八公里）。
    学者认为，这支军队就是卡尔莱战役中溃退并失踪17年的古罗马残军，他们回不了重兵围堵的罗马，只能向东北方向退却，而被郅支匈奴所收编。并在对汉军的战斗中失败被俘，最终投降，被安置在祁连山下“骊靬县”——因为“骊靬”就是古代中国对“罗马”的称谓之一。
    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是，在古骊靬县附近的几个村子，有许多村民貌似欧州人，DNA化验有46%的欧州人血统，其中尤以折来寨村人数最多，特征最为典型。

    这么说并没有一点“大国沙文主义”的意思，原因是最早把克拉苏远征军，与汉陈汤郅支城击匈奴一役中出现的“罗马人”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汉学家Ｈ·Ｈ·德效骞教授，根据这一联想，１９４７年他撰写了《古代中国之骊靬城》一文，明确提出：当罗马帝国在公元前20年寻找其失踪的军团时，这一军团已在9年前鬼使神差地落户在祁连山下，这比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要早1300年。

    最早发现这些长相奇特的“异乡人”，是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他在1989年，意外发现了汉朝安置降俘的小地方———骊，即今天的折来寨。他如获至宝，来到兰州找到一位研究这段历史的兰大教授，并得到了帮助。回国后发表了关于“骊”的研究论文，法新社迅速转载，声称揭开了罗马第一军团消失之谜。折来寨这个小地方顷刻之间扬名国际。许多中外学者和媒体纷纷到永昌采访考察，从而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与此相反，倒是一些中国的学者，连篇累犊的发表文章予以否认。认定折来寨长相酷似欧洲人的村民，是西域少数民族，最多是阿富汗人的血统，（好像阿富汗人血统比罗马人血统低贱似的）。出于兴趣，这些所谓“学术论文”我大都拜读过了，窃以为不值一驳。因为大不了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倒是使我想到了：中国人应该怎样研究历史？这样一个大命题！

    中国近代大学者胡适先生曾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想这一定是先生的激愤之词。但“就话论话”而言，我以为这一名句：其一、太过现实！其二、有其合理性！
    在学术研究中，对一些关乎国家兴亡，民族走向，文化传承等大是大非，固然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太过现实，不但会曲解历史，且会诒误后人。但是对一些非原则而又无法解决的历史悬疑、文化悬疑——我姑且称它为“亚文化历史悬疑”，则应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梢微“打扮”一下又有何仿？
    而事实上，中外学者在类似问题上莫不是采用这种宽容打扮的，如大名鼎鼎的莎斯比亚，从现有史料看，他倒底是个什么人？那些著作是他写的？谁说的清楚！但英国的史学家却把他打扮的如此花枝招展，甚至连死后的“面模”都有了。
    再谈谈我们中国文学的“四大名著”，它们的作者到底是谁？历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只是到了“文革”之后，才渐趋统一。又如大诗人李白到底出生在那里？范仲淹到没到过岳阳楼等等？莫不是近几年才有“共识”的。
    而我个人认为这种认同是“对的”，这种“对”应该符合两个要素：其一、不违背历史——也就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其二、符合大众心理的，有利于社会、民族和谐发展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一些所谓文化学者辛辛苦苦的考据，并不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如：某学者，经过十几年的考证，竟然否定了东晋顾凯之的《女史箴图》，但影响者廖廖；又如央视拍的电视剧《水浒传》否定了宋江，始终得不到大多数观众的认可。其原因就是他们违背了这两个要素。试想想，流传了千百年的“女史箴”要不要一个相匹配的作者？否定了顾虎头又有何积极的社会意义？历来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的“诲盗”之作，其首领竟成了人见人狠的“叛徒”！要求600年前的作者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写书，真是愚蠢而可笑！（关于电视剧《水浒传》我一直想单独写篇评论）。

    要知道不利于社会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大众心理期望的所谓“建树”，是不可能成为真正建树的。50、60年代，郭沫若先生曾有两个翻案：一个是替魏武帝曹操翻案，一个是否定《兰亭序》为“书圣”王羲之所作。两个翻案在当时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一个成功了，一个却胎死腹中，就是这个原因。
    由此，我倒非常欣赏西方学者在文化上的大度和宽容，有中国学者在参观欧洲某东方博物馆时，指出某中国青铜展品是膺品，该博物馆馆长却说：你不认为它很美吗！在这里“美”被提升到了第一位，而真假与否则退到了第二位。

   罗嗦了这么多，关于永昌罗马人之“我见”就非常清楚明白了，还是顺其自然，顺应民意为好。即然2000年前罗马军团在波斯神秘失踪；即然《汉书》有设置骊靬县渊源的记载；又即然外国学者如此热心的认同；又即然认同能给当地并不发达的经济带来活力，又何乐而不为呢？

   可悲的是持反对意见的所谓学者，不但大多是中国人，而且绝大多是兰州人，我就奇了怪了，他们拿着人民的工资，吃饱撑的，到底在争什么呢？难道真疾妒祁连山深处，那些可怜的村民“血统”将比自己“高贵”吗！

    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据报导：永昌己大力发展以“骊靬文化”为主打的旅游产品，折来寨己改名为“骊靬城”，村口兴建了“骊靬亭”，县城许多商场、宾馆、饭店都以“骊靬”为命名。小康的“命运之神”，对经济滞后的“河西人”来说，迟是迟了点，但毕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