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从地震后到8月中旬，北川最大的灾民安置点擂鼓镇，两万左右灾民过着帐篷生活。这是一种独特的集体生活，几家人合住一个帐篷，一起搭伙轮流做饭。

　　地震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也使人们的心理产生变化。“某些时候，每一个人都非常通情达理，关心他人，而有些时候，他们又会因为很小的利益发生争执。”

　　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棚居生活是乐观的，他们相信自己能支付未来生活的转变。

　　目前，擂鼓镇安置点的灾民已全部从帐篷搬进过渡板房。另一种新生活，又开始了。

　　□本报记者 杨继斌 四川北川报道 □专题统筹 本报记者 闾宏

　　再见 80天帐篷生活

　　北川擂鼓镇安置点两万灾民已全部搬到过渡板房，结束独特的集体生活

　　忍不住了，杜耀邦决定和几个同村的人去找村支书，问什么时候能搬进曲山镇任家坪的板房。

　　村支书朱华银正抱着收音机听奥运比赛，说，任家坪的农民有情绪，要求上级给他们补偿了青苗费，才允许外来的灾民住进去。

　　修建临时居住的板房，占了任家坪的地，那里的农民要求赔偿的事，已经在聚居点流传了一段时间。

　　“听说每间板房我们要自己给人家交2000块钱？”杜耀邦问。

　　“谣言”，朱华银放下收音机，“这笔钱是县政府统一出，不用我们掏。你们耐心等着就是了。”

　　听说不用自己掏钱，杜耀邦笑了。在8月15日这天，这是他听到的比搬家更高兴的事。

　　【吃集体】

　　大家轮流买菜搭伙做饭

　　大米可以免费领取，但油盐酱醋菜得花钱，11个人每天的生活费是10元钱

　　自5月24日从绵阳九洲体育馆搬到擂鼓镇第二安置点，杜耀邦和父亲在107号帐篷已经住了80多天。

　　擂鼓镇坐落在一个山坳里，对于境内几乎全是山地的北川县来说，这是除了县城所在地曲山镇以外，一块较大面积的平缓之地。

　　5月下旬开始，擂鼓镇建新、胜利两村的废墟和耕地被推土机夷平，北川最大的一个安置点就设在这里，集中了曲山和擂鼓两地两万左右的灾民。

　　安置点被分为三个大区。出于防火的考虑，帐篷里没有电路设备，一米左右宽的过道边牵着照明灯。临时厕所、取水点以及火灶都分别集中在周边区域。

　　杜耀邦所在的曲山镇东溪沟村，有300多人暂住在安置点二区。

　　在弥漫着丝丝汗味的帐篷前，杜耀邦把来自于村支书的好消息告诉了同村的赵正富等几个人。

　　赵正富正蹲在地上做饭，锅台是用几块红砖垒起的，锅里是107号帐篷11个人的午饭———米饭、白菜。

　　由于锅灶很少，灾民们过着一种独特的集体生活。住在一个帐篷里面的几家，或者挨着的几个帐篷，搭伙做饭。

　　怕引发火灾，安置点管理委员会禁止灾民在帐篷区内做饭，在帐篷群东侧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砌了100多个简易灶台。到了饭点，女人在这里集中做饭。

　　但是这些规定并没坚持多久，大多数家庭还是在局促的帐篷门口做饭。“农村人忌讳让别人看到自己锅里做的是什么。”赵正富这样解释集体灶台的流产。

　　20平米的107号帐篷，挤了3个家庭11口人。大家轮流买菜，轮流做饭。

　　大米不用买，没有了即可去安置点免费领取。但是油盐酱醋、蔬菜乃至做饭用的木柴都得去买，11个人每天的生活费是10元钱。

　　【住帐篷】

　　放个屁都会有几十人听到

　　除了洗澡不方便外，更大的折磨在于闲得人心里发慌

　　地震发生3个月后，这个聚居点已经出现了小餐馆、菜摊、肉摊以及出售日用百货的小商店。但生意似乎都只是差强人意。

　　50岁出头的张敏是擂鼓当地人，从5月下旬就开始在这里摆肉摊。她记得，最多的时候，擂鼓安置点有4个这样的肉摊。但是进入8月后，肉摊减少到两个，每天的销售量大概是在300多斤。

　　一个星期能吃一次肉吧，杜耀邦说，但吃饭并不是最大的麻烦，关键是洗澡。男人相对容易一些，拎一桶水到公共厕所就可以解决。女人们只能躲在帐篷里，用湿毛巾擦一下身子。

　　帐篷里没通电，电风扇自然不能用。在一些闷热潮湿的夜里，男人们会从帐篷里爬出来，到聚居点西侧的几棵树下呆坐到天亮。

　　这样的群居生活，一个人是不可能有任何隐私的。“放一个屁都会有几十个人听到”，杜耀邦开玩笑说。

　　“难为了他们这些年轻夫妻”，60岁的五保户郑兴发指着赵正富说，“想亲热都没办法”。

　　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相比，更大的折磨来自于百无聊赖，闲得人心里发慌，杜耀邦说。

　　北川的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给他们找到活做，这样灾民会觉得他们能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些什么，有利于消除各种悲观情绪。”北川县委副书记郑荣说。

　　在安置点内，张贴着各种招工信息，大多是来自于援建方山东的一些企业。

　　“但现在家都不知道安在哪儿，只有把老婆娃儿安顿下来，我才能放心外出。”杜耀邦说。

　　【领救济】

　　悄悄议论“哪儿又发东西”

　　救灾物资是多头发放，不同安置点发放的东西不同。另外，聚居点的大多数壮年都回过倒塌的家里掏家具和现金

　　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杜耀邦也曾找过活干。

　　刚开始他捡过几天破烂，一天能有十几块钱的收入；从废墟里掏砖，一块砖两毛钱；在活动板房工地上做零时工，一天50元。但时间都不长，一共赚的有200多块钱。

　　最大的收入来自于回家掏废墟。7月中旬，杜耀邦回到东溪沟村自己倒塌的房子里，掏出了一些锅碗瓢盆和400多元现金。

　　聚居点的大多数壮年，都回家掏过家具和现金。

　　“有的人是回家掏自己的东西，也有人是掏别人的。”曲山镇邓家片区云里村的黄继松说。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对于受灾困难群众临时生活补助政策明确指出，给予受灾“三无”人员(因灾无房可住、无生产资料和无收入来源的困难群众)，每人每天发放1斤救济粮和10元救济款，受灾“三孤”对象每人每月补足到600元，发放期限为三个月(即从5月12日到8月12日)。

　　但截至8月17日，杜耀邦家每个人(属于“三无”人员)都只领到一个月的救济款300元。而“三孤”人员郑兴发也只领到一个月的救济款600元。

　　“我曾经问过上级领导，他们说‘三无’‘三孤’人员的具体人数，尚在统计之中。”东溪沟村村支书朱华银对村民解释说。

　　这是一个“不患贫患不均”的封闭空间，灾民们彼此间传递着“哪里又发什么东西”的信息，又不断抱怨着各个村子救灾物资的“分配不公”。

　　12日下午，城关镇的马云祥从安置点领了4件新T恤回来后抱怨：其他镇子已经发了好几次牛奶了，我们一袋都没领到。

　　同日下午，东溪沟村的赵正富抱怨：外面捐的新衣服，都发给城里人了，发给我们山里人的都是旧衣服。

　　擂鼓镇第二安置点灾民自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黄世利解释说，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因为救灾物资是多头发放。

　　大米、救灾款、帐篷是由村上发的；水和饼干等其他一些救灾物资，是由安置点发的。另外，安置点一区归北川县建设局管，而二区归司法局管，因为每个局的财力不一样，所以下发给自己所辖区的一些救灾物资，也就不一样了。